教育部部署进一步做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工作

无论是对司法鉴定机构，还是对司法鉴定人，司法行政机关的行业指导和监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颁布司法鉴定执业证书，划定司法鉴定活动范围，登记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名册，制定和维护司法鉴定职业伦理规范，进行司法鉴定人诚信等级评估，对司法鉴定人进行教育培训，对违规鉴定人进行调查惩戒，等等。

而财政管理权是指国家对国库资金以及国有资产进行管理的权力。区域之不均衡发展在人类文明史上和各国的近现代化进程中都曾经或者正在成为一个亟需正视的问题，不均衡的财政资源配置会恶化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整体质量。

进入专题： 宪法治理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 。凡是依照国家财政体制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由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安排使用。总之，财政调整是国家实现财政均衡的一种财政工具。理想的财政权纵向配置应该遵循适度分权、事权和支出责任相结合、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而用脚投票理论也解释了公民为什么会聚集在某一个地方政府周围的问题，参见赖勤学：《转型与立序：公共财政与宪政转轨》，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版，第87、88页。

[[78]] 崔威：《税收立法高度集权模式的起源》，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参见杨大春：《中国近代财税法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9、40、83页。[20]基于上述立法理由，《立法法》第73条第3款规定：设区的市、自治州根据本条第一款、第二款制定地方性法规，限于本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的事项。

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主要是立法理由不公开等），中央立法者们一刀切式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经常严重脱离地方实际情况，而地方因没有立法权来解决因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不平衡所出现的地方问题，只得冒违法风险制定大量的红头文件来推行依法行政，以至于红头文件长期为人所诟病。[19]参见《立法法》第82条第1款2项。对限制条款中的事项应当作扩大性解释，以适应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且等也应作等外等解释。[2]可见，推崇中央集权立法固然可以确保所谓的国家法制统一，但过分了未必能换得了经济发展与社会长治久安。

这种形放实收地方立法权的做法，本质上仍然延续了《立法法》（2000）的立法指导思想，可能与国家政经发展需要相悖。[38]可以相信，地方立法权在未来必然将扩大到县（区）人大和政府，从而终结红头文件治国的历史。

为此，基于法律关系原理，判断相抵触的标准应当是：（1）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下位法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确认的权利或者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设置的义务。是民主问题，也是治理问题。对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需要作出限制，这是一种共识，问题是，限制的内容如何确定，涉及到能否满足地方政治、经济等发展产生的法制需求，能否满足地方依法治理本地特殊的法律问题。对于这样的规章，人民法院只在符合行政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参照适用，即行政法规规定的劳动教养适用对象有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时，可对其实行劳动教养。

[34]针对这种新趋势，虽然《立法法》修改全面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虽然使其他设区的市从无地方立法权到享有不完整的地方立法权，故而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其他设区的市的立法权需求。对限制条款的解释应当遵守法律解释技术，不可用个人解释来代替。在没有立法性标准之前，选择司法裁判标准或许是一个较好的立法策略。[11]为了厘清相抵触的情形以便指导司法实践，最高人民法院曾经以一个会议纪要的方式整理出司法实践中的10种具体情形，[12]但这种列举方式有适用上的局限性，难以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法规范相抵触情形。

本文基于法解释论，就《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所作出的限制条款进行解释，旨在整理出一个限制框架，为地方立法实践提供一种方向性指引，并减轻司法裁判个案过程（如行政诉讼中参照规章）的论证负担。禁止相抵触原则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法原则，在实际运用中难免会有一些模糊区域，从而引起适用上的争议。

但是，如没有立法解释来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则这种限制手段恐怕难以达到目的。程庆栋：《论设区的市的立法权：权限范围与权力行使》，《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8期。

[1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3年第3期。[37] 扩大地方立法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表达了国家对法制的一个基本态度。（2）与法律、行政法规的关系。程序性限制因欠缺正当程序，其限制效果可能也有限。在两个以上的法规范之间，当其中的一个法规范效力源于另一个法规范时，它们之间便构成了上下位法关系。

从环境保护看，按照环境保护法的规定，范围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等。不公开立法信息或者当作国家秘密加以保护，这种做法或许可以看作是缺少法治思维的一种表现。

[34]秦前红、李少文：《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因应之策》，《法学》2015年第7期。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家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01页。

判断地方立法与上位法是否相抵触原则，其标准是（1）在权利与义务关系中，下位法限缩、取消上位法已经确认的权利或者扩大、增加上位法没有设置的义务。如何理解《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范围限制，关涉到设区的市地方人大和政府行使地方立法权能否达成《立法法》所确定的立法目的，以及立法科学性、国家法制统一等价值目标。

为此，《立法法》修改后作了两项限制：（1）没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依据，地方政府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宪法为国家最高法，一切法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21]《立法法》第72条第2款规定：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法律对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因这种情形严重影响国家法制统一性，损害国家法律权威，一直以来都受到学理和实践上的关注。

[4]对于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的限制方案，在《立法法》修改过程中，曾有几种不同意见。认为应当适用省政府规章的，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

1979年之后，地方立法权从省、自治区和直辖市（1979）扩大到省会所在市、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1986）和经济特区所在市（2000）。《立法法》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设置了法律限制，也是符合授权的逻辑。

这一规定本质上是设区的市用地方人大的立法权代行了省级政府的行政权，是否属于下位法（地方性法规）与上位法（法律）相抵触，是值得商榷的。中国之大，仅靠北京或者省城为数不多的城里人立法，不可能满足各地差异性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14]本案中，作为规章的《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保护企业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规定》，对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厂长、经理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人可以适用劳动教养，已经超出了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的范围，属于违反了禁止相抵触原则情形。[35]秦前红、刘怡达：《地方立法权主体扩容的风险及其控制》，《海峡法学》2015年第3期。在此基础上，基于手段—目的的关联性分析该限制框架与《立法法》所确立的立法要旨之间的关联性，论证这一限制框架是否具有妥当性。[27]参见孔祥俊：《行政诉讼证据规则与法律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490页。

[8]参见《立法法》第88条。与宪法相抵触者，无效。

从另一个角度看，对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施加这样的限制手段是否符合国情，也并非不能讨论的问题。[15]在地方法院中，适用禁止相抵触原则的判例也并不少见。

在立法工作中,如果遇到具体立法项目是否属于三个方面的事项不好把握时,可以通过省区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沟通。[6]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